在以色列读书，想打疫苗的我三次被接种中心拒之门外

自去年12月8日全球开始接种新冠疫苗以来，恐怕谁也没有想到，后来后到的以色列会赶超英国、美国和欧盟各国，成为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截至2月14日，以色列公民疫苗接种率已超过了75%。

比起全球仅略高于2%的疫苗接种率，以色列堪称一骑绝尘，已经将所有其他国家远远甩在身后，来自以色列的数据也因此成了各制药公司证明自家疫苗有效性的主要证据。不过，这75%并没有把境内的外国人算在内。作为一个在以色列读书的外国人，我就三次被接种中心拒之门外。

数据换疫苗

以色列能够在和欧盟的竞争中抢先锁定第一批批量生产的辉瑞疫苗，从而成为第一个使用国，始于一场数据交易。

总理内塔尼亚胡1月7日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辉瑞答应以每周40万到70万剂的供应速度，向以色列提供总计一千万剂疫苗。作为交换，以色列需将接种用户数据提交给疫苗公司来做疫苗研究，包括性别、年龄、用药史，以及注射后的身体反应、副作用和新冠感染数据等等。

这些数据能够成为筹码的基础是以色列完善的医疗系统，它记录了所有以色列人从出生开始的就医记录，疫苗注射情况等等。

疫苗接种现场

如今，以色列已经成为辉瑞疫苗数据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第一批接种疫苗的人群中（60岁以上及高危职业人群），新冠感染病例减少了53%。危重病例减少了30%。此外，由四大保险公司之一Maccabi提供的接种数据显示，在该公司已接种两剂疫苗的参保人当中，新冠感染率只有0.1%（544/523000）。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这场数据换疫苗的交易是双赢的。

斥巨资买疫苗，这非常不“内塔尼亚胡”

仅仅是数据分享意愿和完善的医疗系统，仍不足以让以色列从辉瑞那里获得疫苗优先权。一切的关键，还是钱。

早前，有以色列官员透露本国获得新冠疫苗的成本是30美元/人次，而本地媒体披露的真实成本还要更高——47美元/人次。欧盟获得这些疫苗的价格是15.5美元/人次。由于疫苗是免费接种，采购疫苗的费用全都出自保险公司和政府。

“花费高于欧盟3倍的价格为全以色列人购买疫苗，这非常不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犹太左翼人士Dor接受世界说采访时表示。他当天正在组织反对犹太定居点占领东耶路撒冷的游行。“别忘了让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政坛站稳脚跟的是他的市场经济改革，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拥护者。”

Dor指的是21世纪初，时任以色列财政部长的内塔尼亚胡所进行的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缩小国有产业规模，冻结政府支出三年，与此同时，扩大国有产业私有化，包括银行、石油公司，甚至是以色列航空等等。

但在全民疫苗这场拉锯战中，内塔尼亚胡却一反常态，不仅花费高于欧盟几倍的价钱优先买到疫苗，还推出各种激励政策，推动全民接种。早前他在媒体上放话说，完成全部两剂疫苗接种的人，将获得绿色通行证，可以凭它进入博物馆、国家公园等公共设施。

作者的疫苗接种证明 

早年在电视媒体高度发达的美国留学和工作的经历，让内塔尼亚胡习得了怎样利用媒体讨选民欢心。很多以色列人认为，打疫苗可以获得很多“好处”，而拿到绿色护照，从而有资格进入博物馆和国家公园等公共设施便是好处之一。

“内塔尼亚胡这么做，是为了下个月的大选。其实他大可不必，因为除了他，我们也没有其他人可选了，”Dor分析说。

过去一年，内塔尼亚胡没少因为疫情“拉仇恨”，直到现在，以色列境内每天新增病例仍保持在4位数，内塔尼亚胡又不顾反对，一意孤行三次延长全国大封锁，再加上自身的贪腐丑闻……就这样,疫苗成为了内塔尼亚胡逆风翻盘的筹码。

目前看来，内塔尼亚胡是成功的。新冠疫苗像一针强心剂，唤起了很多以色列人的民族主义情结，特别是四次中东战争的集体记忆。

“那个时候（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男人去西奈或者北部叙利亚打仗，女人就留守家里，照顾老人孩子，等着他们赢下战争。可以说是全民参战。”每每给国际留学生讲起这段历史，将近80岁高龄的以色列政治专家兼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Simon Epstein都透露着些许自豪，“这次全民疫苗接种，让我想到了那些战时状态。”

对于出生在和平年代的以色列犹太人来说，全民疫苗同样令他们产生了民族自豪感。相比于观望，他们愿意尽早接种疫苗，因为“我们是创新国家，我们愿意尝试所有的新事物。”

疫苗接种奇遇记

单看数据，平均每天都有几十万以色列人接种疫苗，最高接种量出现在12月24日，当天接种剂量达70万人次。但对于国际学生和外国工作人员来说，距离疫苗接种被安排上，却还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

以色列这次组织疫苗注射是和四大公共保险公司合作的。理论上，这四家公司的参保人员基本涵盖了所有以色列公民，疫苗空运抵达后就全部分给这四家公司，各公司再根据参保人数，把疫苗下放给各社区医院。社区医院再按60岁以上人士、医护人员和教师优先原则组织注射。可我所在大学默认的面向留学生的保险公司，偏偏不在四大之列。

到了一月，以色列境内每天新增人数还在不断增加，高峰时达到8000+，这对于一个人口只有九百三十万的小国来说，是很高的感染率。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国际生已经坐不住了，开始自己想办法打疫苗，却被社区医院和临时搭建的接种中心屡屡以不是“四大”参保人为由拒绝、于是我果断把保险公司换为“四大”中最大的那家——克莱丽特（Clalit）。保险生效后，我带着护照去到耶路撒冷那家由体育馆改造而成的最大接种中心，却被告知“目前还没有针对外国人的政策 ”，而无法接受注射。尽管小道消息说有外国人私下花了700谢克（约合1400人民币）在那里注射了第一针。

后来有国际学生在位于特拉维夫北部Herzeliya的一家私人诊所免费打了疫苗，我决定也去碰碰运气。一大早到了接种中心，却发现当天起政策改变，不再给各国外交人员之外的外国人接种。不过，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可以在接种中心临近关门时，过来碰碰运气。

由于大部分以色列人不管是生病还是打疫苗都去离家较近的社区医院，这家私立医院平日病患就不多。不过，该院却和四大保险公司都有合作，每天享有几千支疫苗的供应量，用都用不完，全世界紧缺的新冠疫苗在这家医院竟然“供过于求”了。

这款需要在零下70度冷藏保存的辉瑞疫苗一旦解冻，必须在一个小时内使用，否则就会失效，结果这家医院每天都有几百针疫苗剩下被扔掉。为了不造成浪费，从全国开始接种后的第二个星期起，院方决定在当天疫苗储备量充足的情况下，给外国人接种多余的疫苗。

当天下午，我如愿在这里打了第一针疫苗。并预约了21天后的第二针。截至发稿时，学校已发来邮件，不久后将开始组织国际学生集体接种。

巴勒斯坦怎么办

就在以色列全民陷入“疫苗狂欢”的时候，同样在这片土地生活的巴勒斯坦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疫苗门槛将这些巴勒斯坦人分成了三类 : 生活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以及“非法”居住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

对于生活在以色列境内，有以色列ID（非以色列籍）的巴人来说，如果买了四大公共保险公司的保险，他们和以色列犹太人同步享有疫苗接种权。以色列境内的问题群体是那些“非法”居住者。他们大多来自西岸城市，和以色列境内的巴人结了婚，却还没获得居住权，这样的状态下，没有保险公司肯给他们上保险。也就无从获得疫苗。

针对这个群体的疫苗方案尚可拖延，真正让以色列头疼的恐怕是西岸和加沙的巴人。以色列在疫苗接种率领跑全球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谴责。根据国际法，以色列作为“土地占领者”（occupying power）有责任给其控制范围内的人提供公共医疗，他们还呼吁给巴人提供和以色列人同样标准的疫苗，也就是辉瑞的疫苗，而不是俄罗斯疫苗。

但以色列这边却更正，按照国际法，他们有责任给占领区内的巴人提供医疗帮助，但没必要提供同等档次的疫苗。他们还翻出奥斯陆协议，称根据协议，已将所有占领区域归还给巴勒斯坦当局。如今，他们不再对曾经的占领区，如今的巴勒斯坦当局领土有任何医疗义务。

而眼下，对于巴勒斯坦当局来说，想要获得大批量的疫苗非常困难。由于境内的医疗设施有限，像辉瑞这样需要在零下70度保存的疫苗几乎不可能在巴勒斯坦运输和保存。最可行的俄罗斯疫苗首批10000支已经在2月4号抵达了巴勒斯坦，但这对于将近四百万人口的巴勒斯坦（西岸+加沙）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不管是出于国际社会压力，还是境内安全考虑，以色列都势必要在将来协助巴勒斯坦当局获取疫苗，毕竟每天都有将近13万巴勒斯坦人穿过隔离墙，来以色列工作，而生活在墙这边的巴人，也有去西岸拜访家人的需求。可以说，巴勒斯坦的疫情得不到控制，以色列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到哪儿去。

当新冠和疫苗成为政客们操控选民民族情感的工具，这些工具却在告诉他们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