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行业的老问题和新起点

每日科技头条讯：

24年刚刚结束的两会，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首要任务，也提出了加快发展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我觉得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像是一个超大型的风险投资机构。风险投资，是风险在前，收益在后，是一个高难度、难理解、逆人性的任务。

我所在的软件行业，也面临着类似的局面，有着广阔的空间、激烈的竞争和巨大的分歧。

本文是我去年写了一个笔记，帮助我自己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软件行业这么难搞，中国的软件产业和资本市场能不能变得更好，中国的软件公司要做到怎样才能上岸。不是正式的文章，主要是自己的碎片化的想法的记录，在这个两会之后、降息之前的时间窗口之中，与软件和AI行业的朋友探讨，还请多批评。

软件过去的主要矛盾就是两点，有效需求不足（Market的问题）、有效供给不足（Product的问题）。与此同时，低质量的需求、低质量的供给，规模又是巨大的，而且是越来越大的。所以软件难以构成一个健康的市场、一个发展的产业。

软件过去的有效需求不足，原因是国家的主要任务，并不是“高质量发展”，而是“高速度发展”，因为“高质量”太难，之前也做不到。无论在国家整体层面，还是在产业、个人层面，高速增长的经济，意味着有更加容易赚的钱，就不会去做更高门槛的事情。而软件，就是一个更高门槛、更高难度的事情。

有效供给（好用的Product）不足，又是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导致的结果，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表现为客户的购买力不足、购买意愿不足），就会导致软件的产能，陷入内卷，或者说是产能过剩。

软件作为一种复杂投资，其有效需求有一个漫长的发育的过程，是由表及里、渐进发展的过程，这个动态过程是很难理解的。软件需求的早期阶段，大多数是叶公好龙的伪需求，因为软件的好处是广为宣传的，软件的成本是不透明的。

有效供给也有一个发育的过程，也就是从基础技术，到MVP，再到PMF。对于有效供给影响最大的，就是基础设施、基础要素、基础技术的结构性的升级。

中国的软件产业有自身的苦难，就是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够获得一点点的进步。但是中国的软件产业也有自己的幸运的地方，这个幸运在于，只有中国的软件产业，可以系统化地承接开源的红利、互联网的红利，并且有可能发展出自身的独特的优势，形成和美国争霸软件产业的格局。

之所以会出现规模巨大的开源红利，还是因为软件行业本身的发展速度太快。软件行业的基本规律是创造性破坏+赢家通吃，大多数软件开发者的预期收益是0。对于软件开发者而言，开源模式的收益是更大的。而开源本身又进一步加快的创造性破坏，使得整个软件行业的创新速度不断加快，形成了更加开放的创新、更加快速的创新的巨大的飞轮。

更值得探讨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的软件产业这么难（中国的大多数行业都是很难的，全面内卷），而是为什么在这么难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的信息化、数字化，也取得了这么多的进展。

要分析中国的软件产业，接下来的机会，要从有效需求、有效供给、超级变量，三个方面进行分别的讨论。这三个方面，都在酝酿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

对于软件的有效需求而言，最大的阻碍，就是存在其他的投资需求、其他的投资机会，比如房地产、矿产、连锁这些行业机会。对于软件行业而言，中国之前的问题，就是潜在的投资机会太多了，一方面这些投资机会，会直接争夺软件开发的投资。与此同时，更加直接的问题，就是企业会期待用软件工具，可以去把握无处不在的业务机会（中国市场的业务机会本身是很波动的、很随机的），就会带来严重的需求发散和需求变更。

软件行业的投资，相比大部分的传统工业、传统地产，因为更高的复杂性，有着更高的管理成本，也有着更高的投资风险（因为赢家通吃的高风险），所以对于大部分的资本来说，是更难以进入的。无论对于企业家，还是投资人，如果没有专业的经验，是几乎无法在软件行业赚到钱的。

中国目前阶段已经没有长周期、大规模、低风险的投资机会了。这看上去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判断，但是这个现象，对于新的产业，本身又孕育着全新的希望。对于大部分的企业、政府部门来说，通过软件来进行降本增效，就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事情。

一旦宏观层面的简单投资的机会消失了，也就意味着，大部分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必须要去追求“更加高门槛”的投资机会，这个过程就必须依赖基于软件的精细化管理。

中国想要从上一代的增长模式中走出来，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高质量的发展，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的惯性太大了，而且上一代的增长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敢于加杠杆，同时高度依赖运气。大部分的生产者不理解、也不需要理解产业的规律。但是这样的一个增长方式的调整，是一定会完成的，因为老的路走不下去了。

如果上一轮的增长动能没有放缓，那么也不会为新一轮的创新留下足够的空间。所有的经济要素都要寻找投资回报的最短路径。那么，中国在过去的20年之中，这个最短路径，就是政府带动的城市化，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背后是大规模、低成本的土地和劳动力。

只有依赖土地和劳动力的投资，无法再带来经济回报，而依赖创新、依赖技术的投资，开始带来经济回报，才会形成新的“最短路径”。老的路径已经不存在了，人们只能硬着头皮去走新的路径，这个过程一定是痛苦的。

要去严肃判断的问题，是当上一轮的增长动能，也就是传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增长动能放缓的时候，中国是否具备了启动下一轮的增长动能的内生潜力。

对于中国来说，幸运的是，新一轮的增长动能几乎必然是可以在中国实现冷启动的。从中长期看，供给侧中国是不会有问题的。这是由中国的体制，以及信息技术的内在规律共同决定的。信息技术是高度依赖于人才和天才的禀赋、知识积累、经验积累的，而信息技术是高度开放的生态系统（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保密、封锁）。

几乎每一次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都令大多数人感到难以理解。因为在新一轮技术的投资过程中，大部分的时候，边际效益都是远远低于边际成本，这样的大规模投资，在短期的视角来看，是很不合理的。包括中国的高铁、通信以及大量城市的新城区的建设。

信息技术是替代周期最短的技术领域，也就是最新的技术会让上一代的技术变得没有竞争力、没有投资价值。而新一代的技术又一定是建立在上一代的技术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中国总是能够把足够领先的技术进行系统化地吸收，而这个吸收的成本又是足够低的。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技术追赶和产业追赶上才有了可能性。而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在德国，日本乃至所有的后发工业国家身上，都是反复发生过的，这背后的经济规律和产业政策上的规律是非常清晰的。

所有的国家和企业，都会经历这样一个产能扩张、产能过剩、产能升级的过程。这里面最难办到的，不是产能升级的规划，而是建立产能升级的能力。而这是中国的幸运的地方，就是这一代的软件产业的核心驱动力，已经发展成为了开源生态+政府IT基建+资本市场，中国除了资本市场不足，其它两项是占优势的。

繁荣的开源生态的底层逻辑，是软件产业的规模足够大（开源本身也能够带来经济价值） & 软件产业的精神属性足够强（开源也能够带来精神满足） & 软件产业的集中度足够高（不开源也难以参与竞争） & 产业的发展速度足够快（开源的损失是很小的，收益是更大的），这四个因素都是在不断增强的。

因为中国的市场规模足够大，而且跨越了信息化的产业冷启动的鸿沟，通过互联网的消费级软件产业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来了一条软件的产业链，可以用很高的效率，消化全球范围的科研资产、开源软件资产（也就是高级的薅羊毛）。

1990年代，美元在全球范围寻找投资的机会，但是只有在东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中国，找到了更高的投资回报，这也必然会吸引更多的美元资本进入中国。这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这个经济规律的背后，是中国人，对于现代的科学技术，有着更高的学习效率、学习强度，所以能够给资本带来更高的回报。

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产业，能够发展起来，虽然看起来有着很强的偶然性，这背后是软件产业的基本规律，资本流动的基本规律，结合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共同导致的一个结果。

无论是有效供给，还是有效需求，过去都是逆风盘，每走一步都是很难的。在过去的3年里面，边际效益都已经从负数，变成了正数。尤其是有效需求的变化，是实质性的、深层次的变化，是需要站在10年－20年的尺度上，才能够看出来的结构变化。

有效需求的变化是不可逆的。因为软件带来的精细化运营，会让更多的普通行业、普通玩家（没有软件装备的玩家）赚不到钱，进一步放大精细化运营的军备竞赛，市场需求会出现的连锁反应的扩张。

有效供给的规模，也是不断爬坡的，就像中国的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大爆发。因为只要有一批早期团队能够赚到钱（也就是达到了扩张意愿、扩张条件的临界点），就会加大研发的规模，在产业资本、财务资本的拉动之下，以及在开源运动的鼓励之下，这种“赚钱方法”的复制、流动、迭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不存在产能扩张的瓶颈。

同时观察有效供给、有效需求的变化，就会看到，中国的软件行业已经拉开了一轮大爆发的发展的序幕。大部分的人，还没有为这一轮的变化做好准备，因为这一轮的变化，所涉及到的因素，包含了政策、产业、技术的全方面的综合作用。

美国的软件企业普遍可以赚到钱，一方面是因为需求很强，第二是供给侧的积累也很强，在软件研发、软件投资、产品创新、市场分销的效率都很高、资本投入也都很大，这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匹敌的。

大部分的国家是没有办法对于高风险的软件创新，进行高质量的识别、投资、孵化的，导致了大量的人才只能聚集在低水平的内卷状态。大量的高质量的软件人才，都处在低水平的盈利状态，就会很容易被赚钱机会吸引，直接去模仿和抄袭。

回顾软件产业的历史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软件产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因为大部分的资本，都要进入更加容易赚钱的领域，软件在短期赚不到钱，就是财务回报层面的负反馈的信号，会进一步限制资本流入软件行业，而只有足够多的资本，才可以确保足够优秀的人才进入软件研发的领域，才可以让软件达到有用的临界点。

除了中国本身的变化，一个同时影响有效需求、有效供给的超级变量，也就是LLM，也已经度过了S Curve的临界点。LLM，从中长期的尺度来看，会让有效供给，有效需求的逻辑，被进一步放大一个数量级。

大模型之所以会深刻的影响企业软件的采购需求，是因为大模型会逼迫着所有的人用越来越快的速度和强度，去适应大模型本身的进化速度。因为软件是LLM的基础设施，也是LLM的交互界面。

企业对于信息产品，数据产品，智能产品的需求会出现一个指数级上升的长期趋势。因为LLM产品所代表的生产力的进步是肉眼可见的，这些产品所带来的竞争力、想象力的差异是很快会反映在企业的估值上。

大模型之所以会深刻的影响供给。是因为基于大模型的企业级软件的生产、创新、分发这三个核心环节的效率，也都会出现至少一个数量级以上的提升，而在整个软件行业的发展历史上，这样级别的这样强度的提升还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和美国，都有自己的“资源的诅咒”，中国的强势资源是人力资源和大规模市场，美国的强势资源是资本和科技。中国的资源诅咒直接导致了中国的软件产业此前陷入了发展的困境，只能发展到初级形态。美国则是过度依赖资本，过度依赖科技，就丢掉了低收益的制造业与蓝领。
中国缺少一个高质量的资本市场，这是一个比较根本性的问题。资本市场是一个类似于机器学习的系统，需要大量的训练样本、试错迭代，美国的资本市场也是如此，都是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积累出来的。

因为中国在全局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市场规模大、人力资源多，中国的企业的最佳策略，就是围绕着劳动力优势、国内市场扩张、全球化市场扩张，来构建业务的核心逻辑。软件技术的引入，大部分的时候是和这个策略冲突的。因为软件与业务的融合，需要高端劳动力、高端渠道、高端资本的配套，这三者在中国其实都是稀缺的，所以中国的软件企业的发展是很困难的。

大规模使用软件的前提，是产业规模足够大，资本密度足够大，而且劳动力成本提高。这些条件在全球范围，是只有美国才具备的，所以美国的软件行业有足够高、足够持续的收益率。

中国特色的资源陷阱，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对于软件的生产要素是一种挤出。软件系统的精细化，和要素扩张的高速度之间，常常是冲突的。这种资源陷阱是比大部分的人想象中要更强的，因为资源陷阱=既得利益=路径依赖。

虽然发展的阻力非常大，软件行业的发展的三个条件，中国已经具备了：规模巨大的实体产业（才能够养得起软件产业的研发投入和销售回报）、规模足够的软件产业（才能够孵化出学习能力、研发能力足够强的软件团队）、可以对高风险的技术创新进行有效融资的资本市场（才能够把高潜力的软件团队推向市场）。

一个软件产品，如果不能够和现有的产业实现融合，对于产业来说，就是额外的成本，就会引发排异反应。

一个软件产品，只有和一个现有的产业实现了融合，才能够获取到研发的资金、数据的资源，以及最终的销售收入，形成良性循环。

软件行业的发展趋势，就是让所有其他的行业，成为软件行业的配套产业，因为软件行业聚集了最多的顶尖的头脑，而且软件行业可以让顶尖头脑变得更加顶尖、更有生产力。

软件未来还有1-2个数量级的产值扩张空间，其逻辑在于：AI（大模型）、数据（数据局）、终端设备（手机+机器人+车），三者形成的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在70%），对于传统的服务、产品都在形成替代，这替代效应的飞轮一旦启动就很难停下来，软件是这个飞轮效应得以发生的容器。

相比短期的投机、顺风的拼车，长期的积累、持续的坚持是更难做到的，因为这背后是一系列的选择。中国的软件产业的崛起，是一个长期的、深层次的价值创造的过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能够坚持下来的少数人，一定会有相应的回报。